这个作为推论起点的后果又是如何获得呢？按照侯猛的说法，这个后果并不只是对于案件当事人的影响，而是案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国家与政府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不仅体现在概念的内涵上，而且体现在国家与政府各自的权力关系上。[17]这些因素累积到一起，致使我国环境权的研究比较薄弱，进而影响到执法与司法领域。

目前我国宪法上没有明确司法机关的宪法地位。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作出修改，五十五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在没有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前款规定的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上述3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5.对环境权的研究有待深化。排除法，即寻找与应该相斥的逻辑对应项，即对应然性的否定程度。

[7]事实上，对于跨区域性的涉及大气污染的环境保护案件，大多数情况下，审判机关采取的是一种鸵鸟策略。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实行省以下环保监测监察执法机构垂直管理，探索建立跨地区环保机构，推行全流域、跨区域联防联控和城乡协同治理模式。但是在有些人的思维中，法律与道德始终是背离的，因而要求在司法的时候再次用道德改变法律。

把依法办事当成法治核心的观念主要存在于行政执法领域。证成是一种情感，需要表达对法律的真诚，但真诚是有局限性的。[26]体系思维存在的基础是法律规范体系要素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普遍联系。对案件的法律解决机制来说，没有四者之间的解释循环就不可能确定恰当的法律意义。

[32]如果没有体系解释，权力与规则的简单结合就可以毁灭法治，出现依法掩盖下的执法或司法专横。从法律自身存在的问题来看，简单的依法办事难以成行的原因有四：第一，很多法律多是粗疏的、原则性的规定，依法办事之法，在权力行使的时候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就为选择性执法、司法留下了余地。

体系思维和体系解释方法就是为了避免死抠字眼、机械司法和机械执法，寻求恰当的法律意义。二是法律或案件的复杂性使得事实和法律的意义都可能面临着难以确定的情况，执法、司法者不知道如何才是依法办事。为解决这一危机，就需要论证法律渊源作为推理的大前提的重要性。第三是概念的体系解释。

我们的研究发现，西方法学家为了引导人们开展体系性思维，多方引导反复论证。法学研究者和法律工作者就是要在相互联系的事物之中寻找法律意义的连接。但是在法律推理的过程中，独立的法律不可能生硬地与社会关系对接，需要法律方法的运用才能使静态的法律规范体系与社会生活相衔接。整体与体系思维关系密切，本应容易接受体系解释方法。

特别是法官、律师和法律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时候都在规则的边缘地带而不是中心地带活动，[5]这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法律规则都是不确定的。体系思维及体系解释方法就是为了克服简单的法律推理可能导致的错误，强调法律规则之间的一致性和融贯性。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已建成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但我们并不能把法律规范体系一股脑儿运用到具体的案件之中。[3]这种简单的依法办事的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多的弊端。

论证提供给我们的知识的可靠性远远高于权威所能提供的。要发挥体系思维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积极意义就需要认真对待体系思维以及法律论证方法。体系思维就是要在思维过程中以法律规范统合其他社会规范，实现法律与社会的有机融贯。这种有机性主要表现在解释者能够在构成体系的思维要素间寻找出一致性。这实际上是宏观体系思维的具体运用。法律运用必须进行法律解释，然而，规则背后的正当化依据常常过于模糊、含混不清和主观，没法向人们提供来自法律的指引，也难以操作。

在开放体系中寻求具体法律意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应注意以下三点： 首先，体系思维和体系解释是为了追求合法性基础上的恰当性。然而，仅仅考虑制定法就可能会出现机械执法或机械司法。

这种思维方式的标志性特征就是根据法律的规定进行思考，但由于其忽视法律的整体意义，对法律的认定非常狭窄，把法律等同于制定法，[2]这导致一些人相信，只要有了法律规范并依法办事，法治就能实现。一般认为，依法办事在执法、司法实践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否定命题的意义难以捉摸，我们必须十分小心。[22]与这三种功能相适应有三种法律解释方法：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和除弊解释。

法律规范是与其他社会规范联系在一起的，法律发挥作用的过程不能与其他社会规范发生较为严重冲突，应该在法治系统中保持一致性。[11]这两个方面的协调都可以运用体系思维进行。这个体系不仅是法律规范体系，还包括法律价值体系以及其他社会规范体系等。没有体系思维，仅仅靠依法办事，不可能实现法治。

体系思维就是要在多种意义中选择、确定其一种意义，从而消除法律意义多样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借助任何技术或方法而直接运用体系思维臆断法律的意义。

[37]体系思维是对任意思维的限制，包括对各种权力的限制。这意味着体系性的法律规范在运用过程中又成了需要重新构造的法律碎片。

诸如，把法律价值融进司法、执法活动。例如，我们要关注的是论证本身而不是论证的人。

话语具有系统性，是一种专门的语言，一种特殊的隐喻。首先，体系思维是法律统合其他规范的方法论基础。在这里体系是一种连结各种法源的纽带，体系解释是基于法律渊源和法律发现技术的说服。因而法学研究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定法律规则的边缘意义，如何解决法律的模糊性问题？特别是在诉讼过程中很多属于有争议的案件，直接适用规则的情况很少，对法律问题的争论多是在讨论规则的边缘意义。

由于对形式逻辑的轻视，造成了依法办事只停留在思维的表面，而没有在依法办事的原则基础上，添加法律价值、法律目的和法律方法(法律思维规则)。私法学家们根据法律关系的概念构造了民法学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了民法典。

[38]法律权利以及规范和程序都可以成为与权力抗争的支撑点。然而，执着于捍卫权力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法治价值之间有太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普遍缺乏对现代法律价值的认同和法律方法的使用。

把文义解释方法当成了黄金解释规则。法律的一般性推演出法律行为的可预测性。